圆瑛法师，解行并进的佛界宗师，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。他两度赴台弘法的感人事迹，亦为海峡两岸所称颂、所铭记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台湾还处于日据时期。日本占领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，法脉源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佛教也深受其害。日本统治者强迫佛教寺院改为日式风格，僧人须穿日本僧服，念经也要使用日语，而且将日僧分派到各寺院，监视佛弟子的一举一动。此外，操纵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，企图从组织管理上控制和同化台湾的佛教。成立于1922年的“南瀛佛教会”，标志着台湾佛教在组织管理上已纳入日本当局所规划的轨道。由于宗教在台湾民间社会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，日本曾多次在台开展对佛教及其它宗教的调查工作，为从文化上控制和同化台湾作基础资料准备。日本化的僧教育，也更给台湾佛教的未来带来了文化认同异化的阴影。台湾佛教界所面临的状况，引起圆瑛法师的深切关注与忧思，他不能无视台湾的汉传佛教法脉就这样被异化、被割裂，萌发了入岛弘扬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的想法。
作为知名的佛教界人士，要前往日本占据下的台湾弘法，面临诸多不测因素，许多人劝他不要去，圆瑛法师没有动摇。他说，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，佛主慈悲，我去台湾弘法，拔人之苦，义不容辞。
展开剩余73%1923年，圆瑛法师与台湾佛教界人士合影
1923年，圆瑛法师两度入台。在台湾，他的足迹遍布台北、台中、台南，在月眉山灵泉寺、观音山凌云寺、艋舺龙山寺等台湾重要道场，与圣恩、本圆、善慧、觉力诸高僧大德会面。这些寺院皆为祖国大陆法脉，且多为鼓山法脉，诸寺院之高僧，亦多为鼓山法脉之传人。圆瑛法师一行与诸高僧抚今追昔，畅叙法缘，增进了彼此的沟通与了解，巩固与发展了两岸法谊，也让台湾佛教界人士增强了对中华佛教的认同感，坚定了他们冲破重重阻力传承大陆法脉、弘扬祖国优秀佛教文化的决心。
在台期间，圆瑛法师以其渊博的佛学知识、高深的佛学修为及卓异的演说才能，屡屡在寺院登坛说法，并在诸多重要场合面向大众演讲，阐发中国化佛教的妙义真谛，倡导佛教的救世精神，弘扬佛教的爱国传统。对圆瑛法师的在台演讲，台湾舆论界极为重视，报刊提前发出预告，称圆瑛法师为“中国佛教大哲学家”、“佛教演讲家”，视圆瑛法师来台为“千古奇缘”，备极隆重。在《佛教与人心之关系》《佛教与做人》《儒释同源论》等著名演说中，圆瑛法师着力阐释佛与儒道的会通，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要求，阐扬佛教与人生、社会的密切关系，强调佛教救治人心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。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儒学思想，圆瑛法师尤加推重，并深入发掘其与佛学的内在精神联系，意在唤起台湾民众对祖国文化宝库的眷恋之情，其维护中华传统文化、抵御所谓“皇民化”的良苦用心亦蕴涵其中。
图为当时圆瑛法师送给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方丈德融法师的墨宝，至今仍保存于灵泉禅寺中
在台期间，圆瑛法师参加了两个授戒法会，即1923年10月22日至28日的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授戒法会，1923年12月20日至27日的台北观音山凌云寺的菩萨戒会。日据时期的台湾，本土佛教遭受很大程度的迫害，虽然有不少台湾僧人仍不畏艰险前往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，体现了坚守中华佛教法脉的民族气节，但由于面临的阻力加大，在台湾本土开设传戒法会以培养中华佛法僧才的紧迫性也随之增强。圆瑛参加的两场法会，受戒台湾僧人700余人，这些僧人日后大多成为台湾的弘法骨干与中华法脉的坚定维护者。圆瑛还将福建临济法脉传至台湾，其高足白圣长老连任多届台湾“中国佛教会”理事长，培养了大量汉传佛教僧才，为台湾佛教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。慈航长老创办了台湾第一所佛学院，收留并培养了许多由大陆赴台的青年学僧。台湾佛学院的许多学僧，后来成为台湾佛教的中坚力量，星云法师、净良法师、真华法师为其中之佼佼者。
在日本占据台湾的特殊时期，圆瑛法师不畏艰险，毅然两度入台弘法，充分展现了一位爱国高僧为法忘躯、赓续中华法脉的使命担当。圆瑛法师在台湾游化时间虽然只有四个月，却在两岸佛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正如明旸法师在《圆瑛法师年谱》的《前言》中所说，“早在一九二三年，法师对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关怀备至，曾先后两度亲赴台湾宣化探访骨肉同胞，与台湾佛教界建立联系，表达了大陆佛门弟子对台湾同胞未曾一日忘怀的心情，并促进了海峡两岸中华各族同胞的团结，加深了彼此对祖国的热爱。”在圆瑛及两岸诸多大德的共同努力下，台湾佛教界抵御与消弥了形形色色的外部干扰，使血浓于水的中华法脉在这里得到坚定维护并绵延光大，也为两岸佛教界的深度交流与互促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，开拓了更宽阔的前景。
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，台湾佛教呈现出兴旺发展的新景象。尽管门派多样，传承的都是中华法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两岸佛教界互动更加频繁，呈现出深度交流、全面合作的良好趋势，在学术研究、佛教教育、文化交流等方面皆取得丰硕成果，为维护祖国统一、实现民族复兴作出突出贡献。
来源：福建省佛教协会
编辑：王烨榕
发布于：北京市